人保寿险一家地级市支公司总经理，带领员工销售的保单竟然是“假保单”。这起离奇的保单销售案背后，将人保寿险的内控漏洞暴露无疑。
在人保寿险营业场所内购买，销售人员是该公司员工，支公司总经理在公司年会上启动销售，购买人凭证上盖有业务受理章……投保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竟然是假保单。
随着业务暴雷，再加上时任支公司总经理去世，2020年爆发的人保寿险大同中心支公司案，历经四年司法拉锯，至今仍有392名投保人的6369万元损失未能挽回。
“假保单”骗局
大同市法院2024年的一审判决书与2025年的二审裁定书，清晰还原了这场持续三年的骗局全貌。
涉案核心人物荀涛，曾任人保寿险大同中心支公司总经理，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，将监管早已明确停售的“惠民理财两全保险”等产品，包装成“高收益理财项目”重启销售。
展开剩余74%令人咋舌的是，这场违规操作并非私下进行，而是通过公司年会等正式渠道，由荀涛亲自部署，要求下属机构全员参与推广。
骗局的操作链条简单却极具迷惑性：销售人员向客户推介“专属理财保险”，承诺稳定高收益；签订合同时，提供加盖伪造“业务受理章”的《个人保险凭证》，凭证上印有公司标识，与正规保单几无差别；关键环节在于资金流向——销售人员明确要求客户将保费转入荀涛指定的私人账户，而非人保寿险官方收款渠道；作为激励，荀涛向参与销售的员工支付1%-2.6%的高额佣金，工行员工庞建玲等多人参与其中，进一步放大了骗局的覆盖面。
截至2020年资金链断裂，这场骗局已吸纳资金6369万元，涉及392名投保人，人均损失约16.2万元。
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主犯荀涛已于2022年病逝，而根据银保监会2023年《保险业非法集资风险报告》，此类“内鬼”式案件中，主犯死亡后刑事退赔率平均不足15%，本案的退赔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人保寿险风控漏洞
这场骗局最令人震惊的地方，在于它全程披着“保险公司正规业务”的外衣，让受害者防不胜防。与街头游医式的金融诈骗不同，此案的发生地就在人保寿险大同支公司的办公场所，销售人员身着公司制服，推介过程全程以“公司福利产品”为噱头，完全利用了消费者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信任。
其一，总经理带头作案，形成“自上而下”的违规链条。荀涛作为支公司最高负责人，本应是合规经营的第一责任人，却沦为骗局的主导者。他利用职务便利，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公司制度之上，通过正式会议部署违规销售，让下属员工误以为这是公司认可的“特殊业务”。这种“高管带头违规”的模式，使得骗局具备了极强的迷惑性和执行力，也成为后续内控失效的核心症结。
其二，伪造凭证+私人收款，骗局设计精准拿捏消费者心理。涉案的《个人保险凭证》不仅印有公司标识，还加盖了伪造的“业务受理章”，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辨别真伪。而“保费转入私人账户”这一明显违规的操作，却被销售人员以“团单个做”“专属通道”等借口掩盖。多数受害者因信任保险公司的品牌背书，并未对收款账户的合规性产生质疑，最终落入资金陷阱。
其三，跨机构人员参与，扩大骗局辐射范围。除了人保寿险的内部员工，工行员工庞建玲等外部人员的参与，让骗局突破了单一机构的边界。银行员工的身份背书，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警惕性，使得更多中老年人主动将养老钱、医疗备用金投入这场骗局。
这场骗局能够持续三年、涉案金额超6000万，核心原因在于人保寿险大同支公司的内控机制完全失灵，相关监管要求沦为“纸面文章”。
《保险法》第131条明确规定，保险公司必须建立“销售行为可追溯、资金闭环管理”体系，但在人保寿险大同支公司，这些规定均未得到执行。荀涛长期主导违规销售停售产品，公司内部却未触发任何预警机制；银保监会发布的银保监发〔2020〕10号文件要求“分支机构销售行为月度排查”，但2017年至2020年期间，该支公司从未对“停售产品重启销售”这一明显违规行为进行过合规审查。
更讽刺的是，面对调查，公司辩称“已制定收付费制度并开展反非法集资宣传”，却无法提供任何有效执行的证据。
此外，产品管理的混乱也为骗局提供了可乘之机。“惠民理财两全保险”早在2016-2017年就被监管明确停售，但该支公司却能随意重启销售，且未向总公司报备，也未向监管部门报批，让违规产品得以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。
财经众议院注意到，人保寿险大同支公司“假保单”案发时，人保寿险董事长为肖建友，他当时是从中国人寿调任而来，如今已经升任执行董事、副总裁。目前的人保寿险董事长为中国人保总裁赵鹏配资平台实盘，肖建友则担任人保寿险党委书记、总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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